黄宗智:美国金融危机与中国模式的再思考

选择字号: ? 本文共阅读 1767 次 更新时间:2009-09-06 02:3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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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融危机及其思想根源

  

  《文化纵横》:晚近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开始以美国作为榜样,2008年的金融危机,揭示美国目前的资本主义模式不是完美的。美国经济,过去曾作为一个不假思索被模仿的对象,现在却出现了裂缝。人们除了继续等待美国的后续反应,除了寄望于政府的行动,似乎无以作出思想回应。那么,您是如何看待这一场金融海啸的?

  黄宗智:此次金融危机的主要起因之一,无疑是人们对市场主义的过度迷信。在美国新保守主义的统治之下,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占到霸权地位。它信仰市场的自律能力,认为任何在市场机制下具有竞争力的物品,必定会是合理的,不然,就会被自然淘汰。为此,20多年来,美国一直都没有对金融衍生品,尤其是以次贷按揭为基础的衍生品,采取应有的监管,任其自由泛滥。

  实际上,资本主义经济在历史上多次显现过贪婪和剥削、畏惧与恐慌。比如,19~20世纪的帝国主义、19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2008年的金融海啸不过再次反映了这一点。正如穆罕默德·尤诺斯指出:新古典经济学把企业家构建为只顾及利润最大化的追求者。不仅是事实如此,而且是应该如此,因为唯有如此,才能配合市场机制而把经济推向最高效率,这鼓励了贪婪行为,几乎等于是一种自我实现的预言。

  《文化纵横》:许多人认为,这场金融风暴,源于一种以新自由主义、新古典主义和新保守主义为特征的美国模式。您能否为我们厘清一下此种美国模式的来源?

  黄宗智:美国意识形态化的新保守主义的兴起,其历史背景是,罗斯福总统新政的国家干预,虽然促使美国的经济复苏和社会稳定,但多年之后,也开始显现国家官僚制度的一些弊端。尤其是官僚化的福利制度的成本日益高涨,国家债务日益膨胀。到1973~1975年,美国和世界经济出现滞胀危机,这成为新古典经济学在美国取代凯恩斯经济学,成为主流经济学的契机。随后,进一步形成了所谓(美国共和党右派)“里根经济学”。再其后,则是新保守主义经济学的国家意识形态化(国内外的左派人士称之为新自由主义)。

  实际上,19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业已引发对纯市场主义的反思,这起码应该看作是与(前苏联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解体具有同等重要性的划时代历史变化。但是,冷战之后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抹杀了这个历史背景,片面而简单地强调资本主义国家的“胜利”(其实,前苏联的解体主要出于其内因,而不是一方“胜利”的外因),福山更称之为“历史的终结”。

  历史的事实是,无约束的市场波动,导致了1930年代的世界经济大萧条,并带来其后的国家干预。此外,近20多年来新古典经济学的输出,几乎完全失败,最显着的例子,是前苏联和东欧的“休克治疗”的失败。另一个主要例子,是新保守主义为拉丁美洲设计的所谓“华盛顿共识”的失败,这已由诺贝尔奖金得主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等人论证。但是,在国家意识形态化的推动之下,新保守主义的原教旨市场主义完全掩盖了这些历史背景。

  《文化纵横》:在您看来,这种原教旨市场主义的特征是什么?

  黄宗智:它的教条是:国家对市场的监督和干预越少越好。自由市场的机制,会自动形成最优化配置和最高的效率。它会给最大多数人带来最大的利益。它的核心信条认为,理性经济人,配合放任的市场经济,乃是最佳的经济制度。任何国家干预,都是非经济的。

  这种原教旨市场主义的思潮,更因美国新保守主义的政治兴起,而在经济学界取得霸权地位,并几乎被等同于经济学的全部。近年来,伴随美国在伊拉克的失败、美国国际声誉的下降,特别是2008年这场金融海啸,它已经开始受到普遍的质疑。随着奥巴马的当选,随着民主党压倒性的胜利,布什政府的“新保守主义”霸权已在快速衰落。

  《文化纵横》:您是否认为,中国对于美国经济的想象,一直存在某些误读或是偏差?

  黄宗智: 作为历史实际,美国的经济其实不是任何单一意识形态的产物,既不简单来自完全放任,也非来自国家干预。在经济大萧条之后,市场主义更是加上了福利国家的因素。当前的金融危机,也同样导致了大规模的国家干预。

  美国经济,实际上正产生于自由市场理念和国家干预的社会公正理念双方的长期拉锯、互动和相互影响。作为历史实际,它一向不是简单的非此即彼。正因为如此,今天的美国经济,也许还能够避免因金融危机而陷入大规模的经济灾难。

  《文化纵横》:那您是否认为,新自由主义不仅是一种理论,更是一种被人为烘托起来的理论?

  黄宗智:新自由主义得助于前苏联和东欧政权的瓦解。在前苏联解体之后,美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其权威压倒所有其他国家,而其新保守主义统治集团,又有意识地建立美国在全世界的霸权,不仅是军事和经济上的霸权,也是意识形态和文化上的霸权。

  在里根、老布什和小布什总统任下,原教旨市场主义的霸权开始洋洋得意地兴起。它认为,历史已经证明,唯有自由经济以及最少的国家干预,才可能导致真正的经济发展和富裕。它认为,这是西方经验的一个真实和准确的总结。

  新自由主义认为市场和私有产权可以激发企业的创新和竞争动力,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新自由主义坚信市场是一切社会经济问题的万应灵药,则肯定是错误的。市场主义的极端趋向,事实上已经再次把世界经济推到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危机中。中国非正规经济中不人道的工作条件,也来自于同样的思想趋向。

  

  金融危机下重新认识国家与市场的关系

  

  《文化纵横》:看来,您不同意新自由主义关于国家和市场关系的看法?

  黄宗智:在市场经济建立和扩张的历史中,国家权威一直扮演关键性的角色。与其说,市场经济证实国家干预越少越好,不如说,唯有在国家干预下才树立了现代的市场经济及其扩张。这个事实,从中国的历史经验看,显而易见:我们只需回顾,19世纪西方各国入侵中国,它们所使用的放任自由市场和平等互利贸易的借口,其实质就是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另外,中国改革以来的市场化,其间国家权威的推动和干预也是显而易见的。

  即便西方本身,其经济实践的历史也证明,不存在像新保守主义及其新古典经济学所建构的那样的纯市场经济。

  首先,回顾西方现代早期,市场经济初级阶段的国家重商主义时期,国际贸易的兴起和国家权力干预的关系,实际上是密不可分的。其后,则是上面提到的帝国主义时代。再其后,资本家对工人阶级的逐步妥协,是工人阶级争得部分国家政权,通过国家立法而得到的结果。我们也可以就近回忆一下,美国由无约束的市场主义所导致的全世界经济恐慌之后,在罗斯福总统的“新政”下,建立了众多的国家对市场的干预制度、工会权力以及整套的社会福利制度,借此稳定了美国经济。提倡国家干预的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伴之兴起,从1930年代一直到1970年代,占据了美国经济学的主流。

  《文化纵横》:但是,一种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思潮,今天已在中国产生广泛的思想影响。

  黄宗智:今天有一些中国学者倾向于使用新古典经济学框架来硬套中国。他们简单地认为,计划经济下的国家机器导致了中国经济的停滞,改革30年的市场经济则导致了中国奇迹性的发展。

  这套思想的最重要失误,是忽视了国家机器在改革时期所起的关键性作用。没有旧体制内的村、乡政府,以及后来的省、市、县政府的推动,便不会有近30年的经济发展。问题是,我们该怎样去理解中国的体制,以及它所连带的无可否认的弊端?怎样去进一步发挥它的积极性,而又同时改进它的众多弱点?

  《文化纵横》:但是,这种思潮,是否应该视为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以及对过去的命令经济和僵化的官僚体制的不满?

  黄宗智:计划经济的众多弱点,早已被东欧国家转向市场化所证实。毋庸置疑,计划经济导致了庞大而僵硬的官僚体制的产生,更不用说“预算软约束”和“短缺经济”等问题。至于马克思主义基于其劳动价值论的核心概念“剩余价值”,也没有充分地考虑资本和技术以及市场供需对价值所起的作用。

  但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计划经济的否定,今天可能已经走到了极端。有的论者,甚至完全否认计划经济在重工业发展、有效医疗与教育服务,以及对劳动者的公平待遇等方面的成就。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的利润追求会造成严重的不平等和剥削。这无疑是正确的。当然,社会主义的经济体制过去完全拒绝市场经济,完全依赖计划,造成了庞大的官僚制度以及僵化的经济,这也是应该承认的真实。

  对中国的许多学者来说,出于对可怕的官僚制度和僵硬的计划经济的极度反感,新制度经济学自始便具有特殊的吸引力,因为它强调市场经济的创新力,也因为它提倡私有产权,并要把国家角色最小化。因此,许多“主流”中国经济学家都把它认作改革中国的良方妙药,其影响在中国可能要大于任何其他经济学流派。

  《文化纵横》:但是,新制度经济学和原教旨的市场主义不同,它认为,应该重视“交易成本”、“产权”、“公司”、“制度”等因素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黄宗智:确实如此,这也是新制度经济学在中国获得广泛认同的原因。但是,中国改革环境中的新制度经济学和美国的历史背景十分不同。中国对新制度经济学的接受,不是在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的前提下出现的,而基本是在计划经济的环境中产生的。在这样的环境下,“制度”带有和美国很不一样的含义。

  在中国,“制度”首先是计划经济及其官僚体制下形成的一个僵化了的经济。针对于此,中国的制度经济学家特别突出产权问题,试图把财产从公有变为私有,借此改造“制度”整体。他们把产权理解为市场经济建立的前提条件。这就和美国很不一样,因为,美国的新制度经济学是以高度发达的市场作为前提的,他们的要求是明确私有产权,把国家干预最少化,让已经存在的市场经济自由运作,发挥它最高效率的功能。中国的制度经济学家,则倒过来,把产权作为建立市场经济的前提条件。

  《文化纵横》:这是一个关键性的历史前提的差别,但是,包括中国金融体系在内的改革工程,都有意无意地回避了这一点。

  黄宗智:是这样的,已有许多批评家指出,中国的国企私有化改造所导致的不是设计者所希望的市场竞争机制的运作,而在很大程度上是官商勾结和垄断。不是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健全,而是畸形的非自由竞争市场经济(金融企业、房地产企业都是很好的例子)。由各级政府“招商引资”建立的其他各种企业同样如此。

  20世纪80年代初期,提倡新制度经济学可以说是“进步”的,因为它要求搞活一个僵化了的计划经济,改革、削弱一个权威过度渗透的国家机器(“体制”),进而建立民主自由的社会。但是,进入90年代,中国社会经历了极其激烈的变化,从世界上几乎最平等的国家变为贫富悬殊极大的国家。其客观环境,已经从80年代的相对平等,转化为一个阶级矛盾尖锐的社会。此外,在美国新保守主义的提倡之下,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实质上已经成为美国借以建立世界霸权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此种背景下,一味提倡产权私有化,已有沦为维护阶级分化,并为上层既得利益集团提供解释权的倾向。

  《文化纵横》:从一个长时段的大历史的视野,来审视中国30年的经济发展,您认为,应该如何理解这场深刻的经济变迁?特别是,应该如何历史地看待国家和市场的关系?

  黄宗智:中国近30年市场化发展“奇迹”的动力,很大部分来自于国家。首先是乡(镇)、村级(集体)政府推动的乡村工业化,而后是省、市、县级政府带动的“招商引资”。在这个经济发展过程中,国家体制的演变,与新古典经济学的预测完全相反,非但没有收缩,反而更加庞大。

  一方面,在市场化的运作中,国家体制显现诸多令人不满的弊端,尤其是官僚机构的臃肿、权力的商品化、部门的牟利化等;但是,另一方面,它也明显呈现了一定程度的韦伯意义上的“理性化”和“科层化”,建立或扩大了许多专业化的合理部门与管理体系,诸如环保、食检、质检、城建、机场、交通等等。

  中国今天的行政体制,同时包含了三种不同来源的成分:历代王朝时期的“官僚”体系,革命时期得自前苏联模式的“干部”体系,以及新近提倡的现代“公务员”体系。高密度的人口,自始便是高度集权的历代行政体制下官僚制度的社会基础;由此形成的大规模社会动荡,则是现代共产党革命所建立的全能政权的根源;而市场化改革下对西方的模仿,则是新公务员制度的来源。正是这三者的组合,形成了今天中国的行政体制。

  从经济发展的角度看,这个“体制”在改革过程中,确实成功地激发了乡村基层和地方党政干部发展经济的积极性,让他们带动了国民经济的发展。可以说,(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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