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培云:别了,我的“六畜兴旺”

选择字号: ? 本文共阅读 1262 次 更新时间:2009-06-03 14:4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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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培云 (进入专栏) ?

  

  不知是何缘故,我居住的村子里孩子们大多都写得一手好毛笔字,字里行间透着一股“杏花春雨江南”的秀丽。记忆中,每到岁尾年关,小孩们都会忙着写春联。起初大家都是依葫芦画瓢,写些“天增岁月人增寿,春满乾坤福满门”式的传世客套话,及至年长有的也开始自作主张。

  在我约定俗成完成的所有纸上祝福里,最上手的莫过于写些诸如“开门大吉”、“万象更新”、“添丁入口”、“五谷丰登”、“六畜兴旺”之类的小春联,并分别将它们贴在正门、灶台、谷仓、风车以及猪栏、牛栏和鸡肆上。不无遗憾的是,十几年来,在商品化的席卷之下,孩子们当年DIY的,能体现乡野灵性的手工春联渐渐被印刷品取代,那些包罗万象的小春联也早已随风而逝。

  当然,在多数时候祝福无非是一种合法的撒谎。拿“六畜兴旺”来说,稍了解点当地家畜史的人都知道这四个字是怎样有名无实。“六畜”本包括牛、马、羊、猪、鸡、狗,然而事实上长久以来当地并没有马和羊,所以充其量只是“四畜兴旺”。而这次我到乡下,发现牛、鸡和猪也都“笑渐不闻声渐消”,徒剩狗“一畜兴旺”了。

  我在前文已经着重提到了耕牛的消逝。接下来,有必要悼念一下猪了。猪对人类的贡献主要有两个,一是在肉体上被人吃掉;二是在精神上免费代言人类的缺陷———又笨又懒又好色。

  老一辈村民都知道,几十年前家猪曾经做过中国“最有影响力的家畜”。以至于时至今日,像“要想富,少生孩子多养猪”这样以猪为本的致富经,在一些村落墙壁上依旧清晰可见。

  在阶级斗争盛行的年代,家畜界同样面临解放运动。在九江市的一个破落旧书市场里,我找到一份1960年创刊的《养猪生产》杂志,其发刊词便是借用了为猪鸣不平的《人民日报》社论。据这篇题为《猪为六畜之首》的社论说,自从党中央和国务院指示全国农村在今年冬天要开展一个养猪高潮以来,各地养猪事业发展很快。“现在,我国人民应该树立雄心大志,要进一步争取在一个不太长的时间内,实现每两人一头猪,而后再争取一人一头猪甚至更多一点。”至于养猪的目的主要是实现农业的现代化和机械化,因为养猪业发展起来,“生产更多的商品猪出口,就可以更多地换回化学肥料、钢材和拖拉机来,直接支援农业的现代化。”

  据说“猪为六畜之首”是毛泽东首先提出的,此后广为普及。上世纪60年代初,多产作家郭沫若曾经为此写了一首诗,为猪在十二生肖之末翻案,认为猪不仅要做“六畜之首”,更要做“十二生肖之首”:“猪为六畜之首,十二辰应该倒个头。猪是多产作家,试问何处不如马羊牛?哪项不及鸡与狗?……人民公社无限好,共产主义有前途。猪多肥多,粮多钢多,不亦乐乎!不亦乐乎!”

  此诗出自郭沫若为《养猪印谱》作的序。如今你很难想象“篆刻”与“养猪”有何联系,然而几十年前,既然养猪被纳入“政治养殖”,和当时的政治文化挂钩自是顺理成章之事。编者魏绍昌在书中谈到,“这是我和三位篆刻家(方去疾、吴朴堂和单孝天,作者注)聚在一起,看到报上一则新华社北京电讯,报道‘全国有两千万头母猪怀孕待产’,我们四人深深地为这件喜事激动了,大家高兴极了,想到应该为这两千万头母猪送一份贺礼去。送什么礼好呢?商量的结果,决定为猪刻一部印谱送去,猪对人民的贡献这么大,完全有权利接受我们这样一份‘雅礼’。”

  几十年后的今天我已无从查找这本《养猪印谱》,只在网上零星见过部分页面的翻印,印文都是些与猪有关的时兴话:如“梅花猪”、“猪胎盘”、“一吨猪肉可换五吨钢”等等。该书主要分为社论篇、语录篇、良种篇和宝藏篇。最有趣的是当年各大报刊的那些一本正经的社论,如“为高速度发展养猪事业而奋斗”,落款是“广西日报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社论”:“大搞社队集体养猪”,落款是“新湖南报一九六零年一月七日社论”:“让每头母猪多子多孙”,落款是“北京日报一九六零年一月十日社论”。

  这些口号现在看来已相当另类,可归类于“恶搞”。不过,它们也因其紧扣时代的脉搏而极具文物价值———至少它们生动展示了在那个“以猪为纲,六畜兴旺”的年代里,猪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初期有着怎样崇高的政治地位、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懂得一点中国历史的人不难发现,“大养其猪”的“经济运动”与明武宗朱厚照当年禁止民间养猪构成了政治主导经济的两极。当然,从人类中心论出发,猪有再高的地位也只是唐僧在妖精眼里的地位,委实不值得歌颂。离乡多年,我至今未忘的情景是,每到过年时,一头头家猪被按在大厚凳子上放血,在杀猪槽里剐毛,没多会儿,刚才还嗷嗷叫的肉猪便被分成了两大块半扇的猪肉挂在屋外冷冰冰的梯子上。

  荒诞年代的故事从来不以喜剧收场。在我查阅到的有限资料中,当年为猪治印的三位篆刻家里最不幸的是吴朴堂。这位曾经先后为蒋介石和毛泽东治过印的着名金石家,在“文革”之初便因不堪凌辱而弃世自杀,时年仅44岁。

  对于这些发生在“以猪为纲”、“大养其猪”年代的故事,村子里的年轻人自然并不知情,老人们对当年“一人一头猪”的盛况同样渐渐模糊了印象,更别说从他们嘴里听到养猪和政治有何关系。只是透过零星读到的一些诗文篆刻,我才浮光掠影地知道自己年少之时生活是何等意味深长、意义重大。谁曾想,当年目不识丁的我和伙伴们在村口弯腰拾粪,竟也神不知鬼不觉地参与书写了那个时代政治史诗。

  为什么近年来猪肉长上翅膀?只需到乡下走走就一目了然了。和当年繁华相比,如今乡村不可不谓萧条至极,现今满村子找不到一头猪。

  与此相映成趣的是,这些年家猪的远房亲戚———野猪却是越来越多。它们经常冲出山林,在庄稼地里搞有组织、无纪律的散步,吃食并且踩坏庄稼,刨坏田埂,让农民苦不堪言。由于山林茂密,又禁枪多年,野猪得以迅速繁殖。听镇上人说镇里正在组建一支打猎队,想必是大家意识到当地已经跑步进入了“一人多头野猪”的时代了。

  一个夏日正午,我正在镇上闲逛,突然被停在路边车里的一位司机叫住。他和颜悦色地问我是否记得他。虽然多年未见,我还是一眼认出他来。在当地,他曾是专门给猪做阉割手术的着名兽医。我小时候时常见他背着有红十字标记的兽医箱子走村串巷。据说,在他权倾田野的时候,方圆几十里的猪都挨过他的劁刀。在闭塞的乡下,那是怎样一副风风火火、纵横四海的英雄形象!

  那天我们简单地聊了几句,只听他不停地向我复述自己当年如何大赚其钱。看得出他十分怀念那段时光,他曾经是那个逝去时代里的乡村周杰伦、郭德纲。只叹如今猪业凋零,辉煌不再,给猪做了一辈子的“抓革命,促不生产”工作的他,只能在镇上给人开黑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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