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宗智:中国被忽视的非正规经济:现实与理论

选择字号: ? 本文共阅读 5392 次 更新时间:2009-05-20 11:5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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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中国的“非正规经济”就业人员(即没有工作保障,缺少福利和不受国家劳动法保护的劳工)已占今天2.83亿城镇就业人员总数中的1.68亿,比正规就业人员要多出一倍半。正如国际劳工组织和世界银行等众多研究所指出的,规模庞大并不断扩展的“非正规经济”是世界发展中国家的普遍现象;而自市场化改革以来,中国已进入同样的社会经济状态。但是,今日的中国国家统计机构尚未真正正视非正规经济就业人员统计。其部分原因是当前的主流经济(以及社会)理论——即主要来自1960年代在美国盛行的“二元经济”理论、“三部门理论”和“橄榄型”社会结构理论——的误导。这些理论共同构成了1950和1960年代风行美国的“现代化”模式。本文扼要论述该模式的关键论点,进而回顾1970和1980年代发展经济学“革命”中有关学者对其所作的批评,以及后来新古典经济学在美国新保守主义领导下进行的“反革命”辩驳,重在揭示论争双方的意识形态化偏颇,并突出各自的洞见,提倡适当结合双方正确的见解,由此建立去意识形态化的理论观点,以助于理解今天非正规经济的现实。

  关键词:统计数据、二元经济论、非正规经济、发展经济学、 新古典经济学、社会公正

  

  上世纪70年代以来,“非正规经济”在全世界发展中国家高速扩展。联合国的国际劳工组织(International Labor Organization)(ILO)、世界银行的“社会保护单位”(Social Protection Unit)以及诺贝尔和平奖选拔委员会等众多机构,均一再指陈这样的事实。经历了市场化改革的中国同样如此,但它的存在仍然被中国的官方机构所忽视。本文对现有经验证据进行检视和总结,同时分析学术界相互对立的经济学理论对这个事实的不同理解,最终提倡摆脱意识形态偏颇,综合不同理论各自的洞见以形成比较平衡的观点。

  

  中国的非正规经济

  

  “非正规经济”今天已经变成发展中国家最大的非农就业部门,并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发展经济学家们的注意。根据国际劳工组织(ILO)的权威性数据,它在“亚洲”[1]已经扩展到非农就业的65%(北非的48%、拉美的51%以及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78%)(ILO 2002)。尽管ILO尚未把中国充分纳入其分析范围(部分原因是缺乏数据),但事实上,即便是根据中国自己的有限的官方数据,这个现象在市场化改革时期的中国已经不容忽视:1978年,全国仅有1.5万(15,000)就业人员处于正规部门之外;到了2006年,已经爆发性地达到1.682亿(168,200,000)人,等于城镇2.831亿就业人员总数的59.4%(中国统计年鉴2007:表5-2, 128-129页;亦见胡鞍钢和赵黎2006)。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这个比例还在扩大。已有众多的研究一再指出发展中国家的这个现象,其中包括世界银行的“社会保护单位”(Social Protection Unit)所发的多篇论文(例见Blunch, Canagarajah and Raju 2001, Canagarajah and Sethurman 2001, Das 2003)。

  国际劳工组织在1919年组建于国际联盟下, 并因提倡社会公正而于1969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它对“非正规经济”和其就业人员采用了合理和实用性的定义:[2] 即缺乏就业保障、福利和法律保护的劳工。在中国,最恰当的例子当然是1.20亿“离土离乡”在城镇就业的农民工,以及0.80亿“离土不离乡”在本地从事非农就业的劳工。[3] 这些总数两亿的农民工不具有城镇的正式户口,他们接受的多是城镇居民所不愿做的最重、最脏和最低报酬的工作。

  他们之中有的以低报酬、无福利的临时工身份就业于正规部们,[4] 有的则在正规部门之外就业,包括所谓的“私营企业”或“个体户”、或根本就没有在国家工商管理部门登记。在1970和1980年代,国际劳工组织曾经将其注意力集中于当时被认定为可以和正规部门明确区分、处于其外的“非正规部门”(“informal sector”),但后来,鉴于众多受雇于正规部门的非正规临时工的事实,改用了更宽阔的“非正规经济”(“informal economy”)这一概念,将在正规部门工作的非正规人员(ILO 2002)纳入其中。

  

  有关中国非正规经济的统计数据仍然比较简略,这与印度、墨西哥和南非等国

  

  家有很大的差别,后者多年前已与国际劳工组织配合,对其非正规经济进行系统统计。[5] 目前最好的计算方法,是以国家统计局的城镇就业人员总数为基数(这是根据2000年人口普查的数字,纳入了在城镇工作六个月以上的暂住人员),减去每年经正规单位上报的人员数,而得出城镇非正规经济就业人员数。[6] 这样,我们从2006年的2.831城镇就业人员数,减除1.149亿的正规单位的职工(按照国家统计局采用的登记类型划分,即国有单位、集体单位、股份合作单位、联营单位、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港澳台商投资单位和外商投资单位——《中国统计年鉴2007》:表5-7,138页),而得出1.682亿的城镇非正规就业人员数,包括经登记的“私营企业”和个体户,以及未经登记的人员,如表1所示:

  表1. 2006年全国城镇分登记注册类型就业人员数

  

  当然,在城镇的1.682亿非正规就业人员中,主要是1.20亿的农民工,而有关后者的最好材料是2006年的“中国农民工问题调查总报告”(下称“总报告”)。这是在温家宝总理指示下,由国务院研究室牵头、召集有关部门和研究人员,在31省(市、区)、7000个村庄的6.8万农户的抽样问卷调查基础上形成的研究报

  告。[7] 根据这个报告,在1.20亿农民工中,有30.3% (0.364亿)在制造业部门工作,22.9%(0.275亿)在建筑业工作。此外,约0.56亿就业于“第三产业”,其中10.4%(0.125亿)从事“社会服务”,如保姆、社区保安、理发店员工、送货人员、清洁工、清运垃圾人员等等;6.7%(0.08亿)是住宿餐饮业服务人员;4.6%(0.05亿)是批发与销售业人员,如小商店、摊位人员和小贩等等。

  这样的农民工是不具有正规城镇户口的次级公民。他们从事的是低报酬和没有福利的工作。根据“总报告”,2004年他们平均工资只有780元/月,每日平均工作11小时。也就是说,他们的工作时间是正规职工的1.5倍,而获得报酬仅是后者的60%。他们中只有12.5%具有工作合同、10%有医辽保障、15%有退休福利。[8] 大多数要么在小规模的非正规企业内工作,要么就是自雇的个体户,一般都不会得到国家劳动法规和工会的保护。因为不具备城市居民身份,他们只能负担更高的医药费用和子女教育费用。在全国每年70万工伤受害者中, 他们毋庸说占了最大多数。这些基本事实也可见于众多较小规模的研究。[9]

  以上事实在一份国际调查中得到进一步证实。这是一个由国外学者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共同组成的(1988、1995和2002年三次调查中的)第三次“中国家户收入调查”(“Chinese Household Income Project”)。此项调查是以国家统计局的抽样调查为基础,根据经过修改的范畴而抽样进行的。[10] 2002年的调查覆盖了120个县的9200农户以及70个城市具有城市户口的6835户,同时对“农村移民”(”rural migrants”)进行了次级样本调查。此项调查发现,农民工的工作报酬比城市居民平均要低50%。[11]而这个数字尚未将两者之间在工作时间、医疗保障和教育费用等方面的差别考虑在内。(Gustafsson, Li and Sicular 2008: 12, 29; Khan and Riskin 2008:76)

  如表2所示,在1.20亿农民工之外,还有约0.50亿就业于非正规经济的城镇居民。其中许多是下岗职工,在非正规经济重新就业,大部分在服务业(“第三产业”)就职。我们缺乏全面、可靠的材料,但根据1997年一个相对系统的在17个省55个城市的问卷调查,大部分下岗职工是“中年”的人员(年龄30到50的占64%),只具备相对较低文化水平(其中小学和初中学历的占56%,上过大学或大专的仅有5.7%),绝大部分成为交通运输、批发零售、餐饮和“社会服务业”等部门的非正规就业人员,或在小型的所谓“私营企业”工作,或者变成自雇的个体户,大多只比农民工稍高一个层次。只有很少部分的下岗人员(4.7%)认为国家的各项再就业工程对他们有过“很大的帮助”(城镇企业下岗职工……课题组1997;亦见Ministry of Labor and Social Security, n.d.)

  表2. 按登记注册类型和户口分城镇就业人员数(亿)

  

  按照登记类型划分,1.682亿非正规就业人员中有0.696亿是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过的,其中0.395亿就业于所谓“私营企业”,0.301亿则是“个体户”。如上所述,足足有0.986亿根本没有登记(见表1)。

  所谓的“私营企业”,按照国家的定义,乃是“由自然人投资或自然人控股”的单位。因此,它们不包括具有“法人”身份的“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合作单位”、或“港澳台商投资单位”以及“外商投资单位”等单位(《中国统计年鉴2007》:表5-7,138页)。因此,绝对不应像在美国语境中(和有的美国研究中)那样把“私营企业”(private enterprise)理解为所有的非国有企业。事实上,这些“自然人”所有的私营企业的就业人员只占全部就业人员中的14%,绝对不应被等同于中国“资本主义”的全部或其最大部分(《中国统计年鉴2007》:表5-2,128页)。

  私营企业多为小型企业。2006年全国共有0.05亿(5百万)家经登记注册的私营企业,在城镇登记的共雇用0.395亿人员(在“乡村”登记的共0.263亿人

  员),[12] 每个企业平均13个员工(《中国统计年鉴2007》:表5-13,150页)。 根据2005年对这些企业的第六次(1993年以来每两、三年一次的)比较系统的抽样(每一千个企业抽一)问卷调查,其中只有1.13%是规模大于100位员工的企

  业。[13] 极大多数乃是小型的、平均13位员工的企业,包括制造业部门(38.2%)、商店和餐饮部门(24%)、以及“社会服务”(11.1%)和建筑业(9.1%)部门。如此的非正规员工绝大多数没有福利、工作保障或国家劳动法律保护。 (“中国私营企业研究”课题组2005)

  当然,在私营企业“就业人员”中,也包括那些可被视为小型“资本家”的5百万企业所有者,以及一些高技术的高薪人员。但其绝大多数无疑是普通员工,也是待遇差于正规经济职工的就业人员。

  至于0.301亿(3千1百万)在城镇登记的自雇个体户就业人员,以及0.215亿在“乡村”登记的个体户就业人员,他们在总共0.26亿家的个体单位工作,亦即平均每单位1.9人员——大多是登记人本身和一、两位亲朋。(《中国统计年鉴2007》:表5-14,151页)这些“自雇”人员包括小商店、小摊子、旧的和新型手工业工人及其学徒、小食品商人、各种修理店铺等等。如此的就业人员当然大多没有福利和工作保障。

  最后是为数将近一亿的未经登记的非正规就业人员。在技能和工作稳定性方面,他们还要低一个层次,许多是临时性的人员,诸如保姆、在自家从事生产的人员(如裁缝、洗衣服者)、运送人员、学徒、小贩等。总体来说,以上三种主要的非正规经济类型(私营企业、个体户和未登记人员)共同构成一个低报酬、低稳定性、低或无福利、没有国家劳工法律保护的就业图景——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非正规经济。

  以上的1.68亿城镇非正规就业人员基本属于同一层次或最多稍高于在“乡村”从事非农就业的0.80亿人员,后者包括乡镇工业(第二产业)的工人和多种服务业(第三产业),诸如运输(包括卡车、小拖拉机、三轮车、自行车、牲畜、人力)、零售业(小商店、摊子、小贩等)、社会服务(新、旧型手工业工人、理发师、修理工等)。(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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