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宗智 彭玉生:三大历史性变迁的交汇与中国小规模农业的前景

选择字号: ? 本文共阅读 6283 次 更新时间:2007-09-12 04:38: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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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点对立的两派在农村产权问题上固然针锋相对,但却有一个基本共识,即农业的低收入和劳动力过剩问题,必须等待进一步的城镇化才有可能解决。针对这个基本共识,笔者试图对近、中期的广义农业(即农、林、牧、渔业)前景做一个比较系统的探讨。首先,从近年人口与就业趋势出发,估计今后10到25年的农业就业前景。然后,从近年的食品消费趋势出发,估计消费需求,进而估计相应的可能农业生产。最后,配合就业和人口变迁趋势估计每农业劳动力工作日数,从而估计务农人员的可能收入。我们的结论是,中国农业今天正处于大规模非农就业、人口自然增长减慢和农业生产结构转型三大历史性变迁的交汇之中。这样的交汇将同时导致农业从业人员的降低和农业劳动需求的增加。面对这样的历史性契机,政府若能采取适当措施,农业当前的隐性失业问题应该可以在近10年间改善,而农业的低收入问题也应该可以在今后25年间缓解。这条出路应以市场化的兼种植—养殖小规模家庭农场为主,并迈向绿色农业。其中关键的因素在于国家必须抓住眼前的契机,适当投资于农业和扶持农业,既是为缓解“三农问题”,也是为城镇工业建立广阔的国内市场,借以促进整个国民经济的连锁发展。

  关键词:食物消费 农业结构 家庭农场 城市化 劳动力转移

  

  一、引言

  

  当前,观点对立的两派在土地产权问题上固然针锋相对,但对于农业本身却有一个基本的共识,即中国农业的低收入唯有在更高度城镇化之后,减轻人口压力,建立规模农业,才有可能解决。在这个基本共识下,一方要求的是维持当前均分土地使用权的制度,赋予农村人民基本生活保障,防止贫富分化,借以稳定农村,避免更尖锐的社会矛盾。另一方则要求土地私有化,依赖市场机制进行资源配置,让小部分能干农民实现规模经营,领先致富,期待进一步城镇化之后,走向西方先进国家的资本主义农业发展模式。双方的共识是:小规模农业潜力十分有限,在相当长时期内,中国农村劳动力继续过剩,大部分农业从业人员只可能仍旧贫穷。[1]

  这种意见今天已是许许多多农民自己的想法;正因为如此,农村人民普遍把一切希望寄托于子女们的教育,为的是让下一代跳出农业和农村的绝境,争得一份城市的富裕。这种意见显然也为决策者所接受。上上下下虽然都在提倡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要“千方百计”提高农民收入,但总的想法仍然是寄长远希望于城镇化,眼前则提倡由工业来反哺农业,并没有真正考虑到农业本身的发展潜力,无庸说投资农业的高回报可能。[2]一言蔽之,决策者同样认为,在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下,农业本身只可能是个待哺的弱势产业。

  黄宗智在《制度化了的“半工半耕”过密型农业》[3]一文中从历史角度回顾了这种现状的经济和制度性来源,认为在当前的承包制下,务农人口普遍处于土地过少而引起的“不充分就业”或“隐性失业”,基本仍处于长时期以来人多地少的“过密”状态,因此大规模向城市求业,而他们的低农业收入又使其在城市所能得到的工资被压到最低的糊口水平,迫使许许多多农户同时依赖低收入农业和低收入临时工,以部分家庭成员出外打工的“半工半耕”方式来维持生活需要。这是当前“三农问题”经济上的基本原因。

  在《中国农业面临的历史性契机》[4]一文中,黄宗智则从前瞻性角度探讨了农业的可能出路,认为改革以来的大规模非农就业(先是乡村工业,而后是城市就业)以及近年来人们的食品消费转型(从以粮为主向粮食、肉—鱼、菜—果兼重模式)两大趋势的交汇,正赋予小规模农业以一个历史性的契机,使中国农业有可能走出黄自己多年来所强调的“过密化”困境。适当提倡推广新时代粮食兼肉—鱼、菜—果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小规模劳动密集型农场,可以在最近的将来即迈向充分就业的适度规模、多种经营农业,改善隐性失业问题,提高务农人员收入,缓解长期以来的农村劳动力过剩和低收入问题。黄文建议:通过法律规定和市场机制来促进土地使用权的进一步流转,包括定期的转租和带有回赎权的出典,借以扩大适度规模农场比例,所有权问题则可以暂时置于一旁。

  黄文发表后,遭到双方同仁的质难。首先是大家直觉地认为农业充其量只能让务农人员勉强维持生活,不可能为他们提供高收入的机会。其中一种主要意见认为,今日肉—鱼、菜—果的市场已经基本饱和,发展余地十分有限。由如此众多的务农人口来为城市人口提供食物,只可能是低报酬的农业。因此,唯有在更高度城市化的大经济环境之下,才有可能解决农村贫穷问题。

  为此,我们决定就农业近中期的前景问题做一个比较系统的探讨。首先,根据近年的人口与就业变化趋势,估计今后10年、25年的农业就业人口变化。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使中国的人口出生率大大降低,而劳动力的自然增长,经过八九十年代的惯性高峰,近年来大幅度下降。与此同时,非农就业的高速增长使农业从业人员数扭转上升趋势,于新世纪之交开始下降。

  然后,根据国家统计局对食品消费的分县按户抽样调查,明确近年的消费转型趋势。假定今后10到25年将延续近年的趋势而进一步转型,人均食用粮食需求将会减半,对肉—鱼、菜—果、蛋、奶等“副食”的需求则将大规模扩增(并且附带饲料需求的扩增)。肉食中的牛、羊肉和禽肉上升空间尤其宽阔。奶、蛋、水果亦然。蔬菜的发展空间则主要在于提高销售比例以及向多品种和高档产品转化,而不在于总消费量或产量。面对这样的食品消费前景,农业生产应会伴随需求而进一步转型,扩大劳动相对密集和相对高收入的肉—鱼、菜—果、蛋、奶生产。

  总的结论是:人口增长减慢与非农就业的交汇,将会导致长时期以来务农人数的第一次显着下降,而这样的下降正好与食物消费转型所导致的农业向相对高价值和高劳动需求产品转型同步,结果将是农业劳动人员人均劳动以及收入的提高。小规模农场的农业从业人员将有可能从今天的半隐性失业达到近乎全就业的状态,并在收入上获得显着提高。

  与主张均分土地使用权派的意见一致,我们认为土地承包的基本制度应该坚持,以避免大批农民失地流离,今后的农业发展则应以小规模家庭农场为主,避免两极分化。我们与此派意见的不同之处在于提倡允许土地经营权进一步流转,让不愿意种地的农民把土地经营权以市场价格有限期地转租、出典给愿意种地的人,借此提高适度小规模农场所占比例。为了避免农村过度分化,国家法律不妨规定一户农民所经营土地的极限,基本以自家劳动的小规模农场为主,政策上给以适当扶持。此外,与主张土地私有化派的意见一致,我们认为农产品亟需进一步市场化,突破今日粮食、鱼肉、菜果的低比例销售局面,让农民能够充分顺应市场需求牟利。[5]我们与此派意见的不同之处在于反对采用少数人经营大农场、多数人无产化的传统资本主义模式。我们认为兼种植—养殖的小家庭农场更符合中国大部分农村的实际状况。另外,我们认为在农业生产迈向与消费需求平衡的同时,应有计划地迈向高质量、高价值的可持续发展绿色农业。在蔬菜方面,这已经是急不可待的需要。伴随人们收入与消费水平的提高,市场需求将会越来越趋向高档和绿色产品,那是中国农业发展长时期的方向与前景。面对上述前景,国家应向农业做出相应的积极投资和扶持,促进具有中国特色的新时代小规模农场的发展,借以提高全国的国民收入水平,同时为工业产品提供广阔的农村市场,赖以促进整个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

  我们的思路其实相似于上世纪80年代适度规模和多种经营的设想。与80年代的不同首先在于当时的人口与土地客观条件尚不允许普遍建设适度规模的家庭农场,而在二十多年的大规模非农就业之后的今天,加上食品消费和农业结构转型导致的单位土地劳动容量扩增,已经成为十分实际可行的方案。此外,80年代环境污染问题远未像今天这么严重,对绿色农业的要求因此远未像今天这么紧迫。

  

  二、人口与劳动就业

  

  我们对中国经济前景的基本估计是它将会面临众多严峻的挑战,但是,即便不能维持过去20年的高速增长,也应该能够继续减速增长,因为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和企业、科技人才资本仍然相对丰富,如今也不缺乏资金,而整个国民经济已积累了一定的动力,带动了连锁效应。今天中国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分配不公和社会矛盾,而不是经济增长。我们对未来近、中期的就业、消费和收入的预测是从这个基本估计出发的。

  

  改革的前20年中国经济虽然高速增长,但劳动力同时高速增长。劳动力的增长主要反映在六七十年代生育高峰期出生的孩子,在八九十年代涌入劳动力市场。1978年至1990年间,农村劳动力总数从3亿猛增到近5亿。90年代,劳动力自然增长减缓,在国际资本涌入和城市化进度加快的大环境下,农村劳动力总量基本平稳,虽未突破5亿关口,但居高不下。农村八九十年代的乡镇企业和私营个体户蓬勃发展,就地容纳了大部分农村新增劳动力,避免了务农人数的大幅度膨胀。到了90年代后期,国企改革,大量国企职工下岗,城乡整体非农就业增长速度锐减,从1980至1996年的平均每年1500万,下降到1997至2000年的平均每年650万,仅仅勉强消化了劳动力的自然增长,农业从业人员仍然徘徊于3亿线上(图1)。在这一背景下,许多学者悲观地认为,中国农村人口将长期陷于人多地少的轮回,无以解脱。这是“三农问题”讨论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方案的部分背景。

  但是,出乎人们意料,经过几年的苦痛适应,城乡整体非农就业增长速度最近几年又回升到每年1000多万的数量。务农人数也在2000年以后以平均每年2%的速度递减,即每年约600万左右。这就是黄文所指历史性契机的部分背景。我们认为,农业劳动力的下降趋势应该会持续下去(当然,这并不意味同速的城镇化,因为进城打工的农民大部分在若干年之后会返回农村居住,继之以新的打工群体。我们这里考虑的只是从业趋势)。现今人口的自然增长趋势业已减缓,从1980到1995年的1.37%下降到今天的0.6%左右。劳动力的自然增长亦将随之减缓。今后即使非农就业人数增长减缓,务农人数应能仍然以每年五六百万的速度下降,并于25年后减半。[6]

  总之,中国农村人口就业正处于两大趋势的交汇之中。两亿农民的非农就业和人口生育率的降低(及随后劳动力自然增长的减慢),导致长时期以来务农人数的第一次持续下降。这是个划时代的变迁。对中国人口峰值,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预测为14.68亿,国家统计局人口司预测为15.57亿。根据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中国的生育率(每对夫妻平均子女数)已降到1.22的水平。但人口学家普遍认为这个数字严重偏低。社科院人口专家根据历年小学入学人数,重新估算90年代出生人数,认为2000年的生育率应该在1.7-1.8之间,还是低于2.1的更替水平。如果今后生育率保持在1.75的水平,那么总人口将控制在14.5亿左右。即便今后生育政策有所放松,生育率回升到2.1的更替水平,总人口仍能控制在16亿。[7]为方便起见,本文假定人口于2030年达到15亿;那么,今后25年人口的平均增长率为每年0.55%。

  至于人口的城市化进程,在过去20年里基本稳健。1985年,全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24%,到2005年增长为43%。[8]我们认为这个就业趋势将会继续下去。如果今后25年每年增加一个百分点,那么25年后中国的城镇居住和就业人口将占总人口的约三分之二。

  农业从业人员和农村人口的减少会有两个结果:一是分享农业收入的人数减少,农业劳均收入因此提高;二是工商从业人口增加,而这一部分人的收入水平提高,也将提高农产品的消费水平。食品消费需求的提高又将刺激农业生产的发展,进一步提高农业收入。下面我们先分析食品消费的历史趋势和增长空间。

  

  三、食品消费趋势

  

  图2、图3根据国家统计局家计调查资料绘制,显示各类食品人均消费量的历史趋势。总的来说,中国人的食品结构正在经历由植物纤维为主向兼重动物脂肪及高蛋白的转变。如图2所示,动物类副食品(鱼、肉、蛋、奶)的消费量逐年上升,特别是近年来,奶及奶制品的消费迅速攀升。与此相对,粮食消费显着下降,反映动物类副食品的替代作用。蔬菜的人均消费量1990到1995年间是下降的,其后趋向平稳,稳定在110公斤左右。相对蔬菜消费量,水果消费量偏低,(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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