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春芽:民粹化民主的制度逻辑:包容与对抗

选择字号: ? 本文共阅读 186 次 更新时间:2019-09-09 22:3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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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春芽 ?

   内容提要:现代国家中的民主政治主要表现为代议政治,公民选举代表组建代议机构,并借助代表之间的政治协商实现制度包容。由于政治过程代表性的丧失,西方国家中兴起了反建制的民粹主义。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角度,民粹主义否定代议政治的正当性。从公民与代表关系的角度,民粹主义否定精英政治的正当性。民粹主义者试图超越代议制的中介渠道,重申人民主权的激进内涵,认为只有实现人民的统治才能改变权力精英的执政僵局。在代议民主出现失灵的情况下,民粹主义将社会利益冲突政治化,展示了制度运行过程中的对抗关系。

   关 键 词:代议民主 ?民粹主义 ?包容性 ?对抗

  

   2008年西方国家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受到社会经济形势的影响,政治领域也出现了连锁反应。趋于强化的民粹主义开始诉诸全民公投等直接民主形式,对代议民主提出了挑战。现代国家的代议民主通常意味着人民同意的统治,即通过公民向代表赋权和代表向公民负责的方式,依据选举程序建构政治统治的正当性。而民粹主义试图超越代议制的中介渠道,重申人民主权的激进内涵,认为同意人民的统治才能改变权力精英的执政僵局,实现国家治理的有效性。围绕政治民粹化的形成原因等问题,学界出现了不同的分析视角。侧重于利益分析的观点认为,民粹主义的兴起源于社会中下层人群的集体抗议。在经济全球化和市场自由化的背景下,欧美国家的阶层分化和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社会大众“失去了原来在民族国家范围内拥有的制约资本的能力”①。在利益受损群体长期无法表达真实诉求的情形下,政治民粹化是怀有相对剥夺感的社会大众发起的权益抗争,他们要求通过直接行动兑现民主政治的平等允诺。根据利益分析的视角,民粹主义是政治代表性不足的社会反弹。与之形成对照,侧重于文化分析的观点则认为,民粹主义的兴起源于平等观念的膨胀。研究者通常会指出,精英垄断权力和资源导致的“普遍的怨恨情绪”,是产生民粹主义的直接动因②。但统治集团控制社会资源是人类历史上长期存在的客观现象,只有人们在主观上依据平等主义观念,否定既有精英体制的正当性时,才会形成变革导向的民粹主义运动。西方文化传统中的平等诉求是民主发展的推动力量,它使曾经的精英民主转换为大众民主,逐步完善了公民权利的保障体系。但无节制地要求结果平等而非机会平等,限制了政治精英的领导作用,最终导致“民粹化民主”的出现③。根据文化分析的视角,民粹主义的兴起是平等诉求过度延伸的社会后果。以上两种分析针对具体的民粹主义类型,具有各自的解释力,分别突出了经济环境和文化心理对于民主政治的现实影响。利益分析的路径从空间关系的角度,阐发了经济全球化对民族国家内部产业结构和阶层分化的消极影响。鉴于社会利益关系的失衡,民粹政治是代议民主失灵的断裂性后果。文化分析的路径则从时间关系的角度,论述了历史传统中蕴含的平等主义冲动,试图突破政治平等的边界,逼近社会平等的目标。民粹政治是经由代议民主连续性发展的恶果。在吸收以上利益分析和文化分析的基础上,本文认为经济因素或观念因素发挥作用的方式,和民主政治的运行机制密切相关。从现代国家政治过程的特征出发,可以依据权力结构和行动者之间的关系,检讨代议民主民粹化的制度逻辑。

  

   代议民主的包容机制

  

   西方国家普遍实行的代议民主,是基于历史反思和现实考量而逐渐演化的制度模式。在古希腊时期,雅典城邦曾经实行直接民主制,激发了公民政治的活力。但由于平民群体凭借数量优势提出极端平等的要求,排挤政治精英的作用,最终导致城邦民主制的衰朽。进入民族国家时期以后,广土众民取代了小国寡民,共同体的人口、地域规模成为政治统治必须面对的客观现实。代议民主是在直接民主缺乏支持条件的情况下,适应现代社会的“修改的民主政治”④。代议民主和直接民主虽然并称民主政治的两种形态,都容纳政治参与并以实现公共利益作为宗旨,但代议民主并不是对直接民主进行量的修补,它们各自的运行机制具有质的不同。古代民主实践的重要特征在于,抽签制和轮番制的组合运用,表现出“对职业主义的高度不信任”⑤。而在现代国家的代议民主中,广泛行使决策权不再是普通公民的生活方式。通过制度化的方式产生政治领导者成为民主实践的首要问题。现代国家由此采用周期性选举,实现人民主权和政府治权的分离,依据委托和代理的契约关系,建构政治精英回应社会大众的责任机制。

   代议民主是国家范围内的政体形式,国家与社会之间的权力运作过程,显示了政治共同体追求大众与精英协同合作的制度构想。首先,从权力委托的来源上,代议民主需要平衡大众赋权和精英责任的关系。现代国家的民主实践,是在宪法框架保障社会成员合法权益的前提下,通过政治代表的协商和整合作用,服务于公民全体的共同利益。代议民主预设的目标是,确保政治精英的“私人利益受到控制和指导以便服务于公众利益并为公众带来好处”⑥。由于人民主权和政府治权的分离,公共权力的非公共性使用将导致政治精英与社会大众之间出现潜在的冲突。通过选举中介将可能发生的冲突关系转换为相互依赖的合作关系,是民主政治代表性建构的关键所在。代议民主的出现,改变了代表性建构的传统方式,它使政治责任成为政治统治的内在要求。马克思曾经指出,在实行自然经济的农业社会,分散的小农只能消极地接受政治保护。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⑦。统治者的权力庇护使其在客观功能上,提供了普通民众所必需的政治安全和社会秩序。这种功能性代表通常是出于统治者的仁慈或维护稳定的需要,并不以广泛的政治参与作为必要条件。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和无产阶级斗争基础上形成的代议民主,虽然无法改变权力由精英行使的事实,但逐渐扩大的公民权利,保障了社会成员参与政治生活的渠道。定期举行的公开选举自下而上地建构了统治正当性,并通过任期制规范了政治权力的行使方式。拥有合法权利的公民不再是政府保护的被动接受者,他们自身成为塑造政治代表性的参与者。代议制政府提供了制度化手段平衡大众与精英的关系,“它使社会中现有的一般水平的智力和诚实,以及社会中最有智慧的成员的个人才智和美德,更直接地对政府施加影响”⑧。社会大众的影响表现为,通过政治参与和公共舆论表达利益诉求,并借助选举程序行使最终控制权。政治精英的影响表现为,制度化地行使公共权力,促进共同体的有序发展。公民参与的授权机制和选举任期的问责机制,从激励结构上塑造了大众和精英之间的政治合作。

   其次,在权力行使的过程中,代议民主需要平衡公民控制和精英自主的关系。精英集团垄断国家权力是人类生活的常态,而代议民主的兴起,从制度精神上逐步认可了政治平等的价值,将普通成员接纳为政治过程的合法行动者。现代国家中政治参与的内在动力与共同体的属性以及社会关系的分化密切相关。同传统社会将国家视为统治者的私人所有物截然不同,现代国家“绝非只是统治阶级的组织”⑨。由于国家为国民共同所有,社会成员通过政治参与维护自身权益,就获得了道义上的支持。在现代国家走向政治一体化的过程中,社会分工基础上的利益取向却趋于多元化。鉴于阶层分化的事实,只有不同的利益群体获得平等代表权,才能在政治整合的基础上,重构国家的公共利益。现代国家对于社会代表权的保障,主要体现为普选制度的建立。普遍选举在程序上提供了公民表达诉求的常规渠道,在目标上展现了大众控制精英的政治意图。在代议制政府中,“全体人民或一大部分人民通过由他们定期选出的代表行使最后的控制权”⑩。握有最后的政治控制,显示了人民作为主权者的地位。但在公共权力的具体行使上,政治精英是相对独立的决策者。现代国家建构及社会关系的演变,既为社会成员的政治参与创造了条件,也为民选代表等政治精英的自主决策提供了可能。在现代国家产生以前,统治权为王公贵族或世袭君主所垄断,普通市民等社会群体委任代表的目的,是为了在统治者面前表达利益诉求,避免政府征税导致的各种财产损失。政治代表承担相对消极的角色,必须以委任者的意志为转移,如实地传达社会成员的指示。而在现代国家产生以后,人民主权思想深入人心,人民成为法理上的统治者。选举代表和组建代议机构,是为了有效地维护共同体的利益。在被赋予维护公共利益的角色后,政治代表在决策过程中就获得了不受选民意志直接约束的自主性。正如美国学者曼斯菲尔德所言,“近代的争论假定人民是一个整体,必须通过政府来代表他们;中世纪的争论则假定人民是一个部分,必须有人在政府面前代表他们”(11)。联系现代社会的利益分化特点,共同体内部的异质性不断增强。只有借助代表的分析判断才能整合多元的利益诉求,做出符合公共利益的集体决策。在现代国家的形成过程中,大众的参与权和精英的决策权,都获得了社会的支持。大众与精英之间权责关系的定位,和国家与社会之间结构关系的转型密切相关。大众行使控制权和精英掌握统治权的分离,根源于国家与社会相互依赖的事实。公民在周期性选举中行使的控制权,规范了精英自主权的行使方向,建构了共同体的利益一致性。

   从以上对统治权的来源和行使的讨论中可以发现,代议民主的运行展现了行动主体与制度功能的包容性。在国家权力渗透社会的形势下,普通成员的认同与支持已成为政治统治和管理活动的必要条件。以何种方式接纳社会大众的政治参与,是民主发展面对的基本议题。代议民主超越了将大众污名化的排斥倾向,肯定了普通公民作为政治人的行动资格。与排斥选举权的政治体制不同,代议民主依据宪法权威,保护社会成员的政治参与。但代议民主在通过普选制的方式体现政治参与广度的同时,也由于代表制的实施限制了公民参与的深度。民主政治并非人民直接决策,而是“人民批准的治理”(12)。人民被统治而非人民在统治成为民主实践的真正写照。代议民主融合了具有精英取向的代表制,调和了具有大众属性的民主制。此种复合形态表明,政治民主化与统治有效性之间需要保持必要的平衡。政治权利和统治能力分属不同的范畴,代议民主的有序运转,需要普通公民将统治权委托给职业政治家。就公民行使选举权而言,代议民主维护了社会成员之间的横向平等。而就精英掌握决策权而言,代议民主显示出少数人统治的“纵向形变”(13)。在代议制国家中,人们基于宪法框架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社会成员可以通过选举渠道表达自身的利益诉求,但任何人、任何群体都不能获得排他性的代表权。与多元化的社会利益基础相呼应,代议制政府的领导权转移,同样表现为多元化的精英竞争。民主制度的代表功能就在于,承认公民之间横向利益分化的事实,并求助于大众与精英纵向分工的解决方案,“将多元带入单元”(14)。通过选举机制的激励作用和代议机构的整合功能,最终实现广泛的政治包容性。

  

   民粹转向的对抗态势

  

在代议民主发展史上,政治理论家们长期论争的实践问题是,随着大众选民时代的到来,广泛的选举参与有可能将社会领域的狭隘观念传递至公共领域。数量庞大的劳动者阶层,会单纯按照阶级界限进行投票,导致代议机构的能力不足。特别是他们凭借数量优势进行“阶级立法”(15),危害共同体的发展。而在代议民主的实际运行中,普通公民获得选举权后,更倾向于支持在教育、职业等方面相对优异的社会精英,而不是与自己社会地位相似的候选人。政治能力的优势取代身份特征的相似,成为选举代表的重要标准。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无疑是多重的,诸如阶级冲突关系的缓和、政治职业主义的增强以及社会精英的资源优势等。就现代国家代议制政府的运行机制而言,民主政治的本质是基于政治共识的利益政治,支持能够有效决策的候选人是公民投票的自然倾向。社会大众参与投票的竞争性选举具有精英化的潜在趋势,“因为选举需要选择,(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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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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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海》2018年 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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