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德敏:权威作为自由的前提?

——从规范角度思考政治权威
选择字号: ? 本文共阅读 216 次 更新时间:2019-05-19 23:5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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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德敏 ?

   内容提要:政治权威是人类社会最常见的现象之一,对它的经验研究相对较为充分,但从规范角度理解权威少之又少,这主要是因为权威在现代社会具有“污名”。人们普遍认为权威与自由是相反对的,自由即是权威的反面,对自由的追求必然要求质疑甚至摧毁权威。然而,这一印象是经不起仔细辨析的,在理论上我们尤其应该重新思考自由与权威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权威在现代社会被否定的过程也是民粹主义、极权主义的可能性增长的过程。从规范角度来看,权威的必要性并非来自于人的智力或道德上的缺陷,恰恰相反,它体现着人对共同善有不断追求的能力。就任何共同体都需依赖的共同善的实现和共同行动而言,权威都起到展现和记录的两种功能:它展现了共同善在某时某刻的具体形式,使人们总是朝着一个共同的目标;另一方面,它又记录着这一具体形式的偶然、任意的性质,或者共同善内容的无穷多可能性。正是因为多种地方性权威的存在,权力的绝对化才有可能被有限遏制。我们可以说,权威体现着人的自由,而非自由的反面;自由的反面是专制,而不是权威。现代社会不是权威太多,而是权威太少。权威和专制不同,前者以人们的自由和同意为前提,后者则源自暴力和压迫。

   关 键 词:权威 ?自由 ?共同行动 ?共同善 ?规范性

  

   一、引言

  

   权威(authority)属于人类生活经验的一部分,政治权威尤是,人们很难避免与形形色色的权威打交道,由此也催生了对权威或政治权威的大量经验研究。这其中,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着名的“支配的类型”分析具有开创性意义,他同时也对“支配”或“权威”给出了一个可供操作的基本定义,即“一群人会服从某些特定的(或所有的)命令的可能性”。①后来很多关于权威的专门研究都未能离这个定义太远,他们都在某种程度上将自己的工作看作与韦伯的对话、对韦伯研究的延续或批评。②然而,从规范角度对权威的研究却甚少引起人们的兴趣。这也不难理解,在今天,当人们提到权威时,绝大多数时候都将其当作“实然”的存在,很少有人会试图将其与某种正面、积极的价值相关联。

   从广义上说,我们都处在经历过近现代革命的“后革命”时期,“反抗权威”往往被当作自由的代名词,权威作为一种政治语言基本上已经或接近死亡,很难想象现在哪个政治人物或政党会用“服从权威”的口号来激励人们。在世界各个地方,“有目标的反抗”(“rebel with a cause”,或“造反有理”)、“反建制”(anti-establishment)等等都成为凝聚人心、发起政治运动的口号,寻求解放、向往自由当然是其中的应有之义。这一反权威的潮流甚至延伸到了那些看上去权威来得最“自然”的地方,比如儿童教育领域,或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关系,等等。今天很多人提倡快乐教育,崇尚天性、自由,都跟此有关。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就曾忧心忡忡地提到过这一点,③两百多年前的法国思想家卢梭就已经将这种教育理念展示得淋漓尽致。④然而,权威真的和自由相反对吗?在“不幸”的实然存在之外,权威是否有其正面的存在价值?一个“免除权威”的自由状态是否可能和可欲?我们到底应该如何理解权威在我们的共同生活中的角色?这些问题都和关于权威的经验研究有关,都需要在一定程度上依赖其支持,但它们又超出现有绝大多数经验研究能力范围之外。

   本文的目的即在于明确提出权威的规范性问题,并试图对其进行分析和回应,从而抛砖引玉,希望引起国内学界更多的讨论。俞可平先生的《权力与权威:新的解释》一文,是国内对权威的规范性问题进行明确讨论的少有的、高质量的文献,该文区分了权力和权威,认为“权力是迫使对方服从的制度性强制力量,权威是一种使对象因信服而顺从的影响力,两者的实质性区别是强制服从和自愿服从”。⑤从而,权威规范性的一面反映在其所包含的“自愿服从”要素上,该要素不仅有助于减少治理的成本,还进一步规范性地包含了对民主、法治、善治等的要求。本文虽然基本认同这一结论,但同时认为,要理解权威的规范性内涵,必须处理权威和自由之间的关系。如果权威被认为是对自由的限制,那么即便有人们的“自愿服从”,其规范意义也将不存在。

  

   二、权威的“污名”

  

   从规范角度思考权威的前提是解释清楚权威的“污名”,为什么人们会倾向于认为权威在根本上不具有规范性?我们不妨从较正面地看待权威的讨论出发,如果能从中找到可以被质疑的地方,就可以明确规范性地反对权威的立场到底是什么。如上所述,俞可平先生在《权力与权威:新的解释》一文中将权威区别于权力,前者的基础是“自愿服从”,而后者则带有强制性,库夫布鲁姆(C.Naomi Osorio-Kupferblum)等人的观点也与此有共通之处。⑥这里的关键是:什么才是“自愿服从”?俞先生举中国古代“王道”和“霸道”作为典型例子,前者是以德服人、以民为本、内圣外王,后者是以力服人、以官为本。但古代社会的统治者清楚知晓仅有“王道”不足以维持统治,所以一般是“王霸并用”。现代社会出现“公民权利”,使得权威有了新的内容——民主、法治与善治。如果要给出“自愿服从”的具体内容,那就是:“与建立在强制之上的权力不同,权威建立在服从者的理性之上。”⑦换言之,权威对象“理性地”认识到权威主体的行为和决策符合自身的和公共的利益——这两者在本质层面应该没有矛盾,所以自愿地接受和服从权威。

   以上这些都很有道理,但同时也会招致反对,主要是因为我们对“什么是理性?”这一问题其实也没有共识。思想史上人们对“理性”这一概念及其与权力之间的关系有非常多的讨论,我们在此不必过度介入形而上学式的论辩,举一个例子足以说明问题。我们可以想象一个邪教组织,教主具有极大的权威,教众对其自愿服从。如果问这些教众为什么服从教主,他们极有可能会说:“这是我们理性思考的结果,符合我们的利益和需求。”不仅如此,他们还相信全世界的人都应该追随教主,因为他(她)能拯救世界。在这个例子中,权威、自愿服从和理性可以自洽而相互契合地存在,但这种权威的规范性何在?现实中,我们有太多类似的例子表明,这种权威往往会导向异常残酷的剥夺和侵犯。反对者可能会说,这不是真正的理性和自愿服从,他们其实是被“骗”了。那么到底什么才是“真正的理性和自愿服从”?这个问题之所以难以回答,很可能是因为“真正的理性和自愿服从”并不存在。人们追随一个领袖人物,绝大多数时候都像一个人喜欢A而不喜欢B一样,纯粹是个人的偏好,它跟所谓经济人理性不必然相关,更没法用所谓科学的方式来解释。

   也正因为此,韦伯将权威的“理想类型”分为三种:传统型权威、克里斯玛型权威和法理型权威。⑧这一分类的基础正是在于权威和人们的“信念”(belief)有关,即支配的正当性存在于人们内心所秉持的观念,他们“相信”谁有权威谁就有权威。至于这种信念的来源,它可能是长期以来形成的传统,也可能是某个领袖的人格魅力,或者可能是法律所赋予的说服力。前两者——传统和克里斯玛——很明显地具有“非理性”特征,人们接受什么样的“传统”或崇拜什么样的“克里斯玛人格”,完全是某时某地人们的特殊信念所致,没有太多道理可讲。法理型权威虽然带有很强的“理性”色彩,而且韦伯在这里也用了“理性”(rational)一词,但如果我们再仔细考察便会发现,人们为什么接受某项法律,这其中仍然多半会包含“不讲理”的成分。比如美国在建国之后的很长一段历史中仍“合法”地保留奴隶制,这是理性的还是非理性的?事实上,在一个政治共同体中,为通过一项适用于所有人的法律,即便人们经过充分的协商,也会不可避免地来到这样一个时刻,即协商到此为止,某个版本的法律被通过。为什么一定要在这儿协商结束?为什么一定通过这一版本的法律,而不是再修改后的版本?这一时刻就是“权威”的时刻,它也必然是理性协商的结束、非理性因素介入的时刻。因此,我们基本上可以说,权威要成立,它必须包含一定的“非理性”成分。

   事实上,主要由于以上原因,权威才在今天普遍地被认为与自由相反对,它才有难以洗清的“污名”。如上所述,如果我们深入探究,任何权威事实上都难免带有强制色彩,它不一定是直接的物理意义上的强制——如暴力手段的威慑,很多时候它象征着我们经常所说的“自由理性思考”的边界,代表着“到此为止、就这样、相信和服从”这类断语。在西方思想史上,笛卡尔一般被看作现代理性主义的开启者,其“怀疑一切”的认识论方法将所有“约定俗成”的知识都列入怀疑的对象,而个人则是判断所有知识可靠与否的主体。因为我能确认我自身存在,所以外部世界和上帝才能被确认存在。⑨在这个方法面前,任何已有的权威都具有“专断性”(arbitrariness),都和人的主体性及其对确定知识的渴求相反对。虽然笛卡尔本身既不反上帝又不反现实权威,但毫不夸张地说,他的方法却将现代社会的人们送上了“反对一切权威”的不归路,现代革命话语与传统权威之间的对立正是笛卡尔的怀疑论在政治世界中的映像。从卢梭到康德,再到更当代的政治思想家,都在问同一个问题,即我们为什么要服从某个政治权威?而他们的出发点也都无一例外地是个人,权威被看作个人存在的延伸,从而也被牢牢地当作怀疑的对象。

   因此,在现实中无处不在的权威和权威难以去除的专断性之间,我们似乎只能得出一个结论,即权威的必要性存在于人的缺陷之中,例如道德的、智力和身体等方面的缺陷,其自身不具有规范性。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就表达了这一观点,他说:“社会因我们的需要而生,政府则因我们的恶而生;前者积极地推进我们的幸福,后者则消极地限制我们的恶。……政府,在其最好的状态,也只是必要的恶。”⑩换而言之,如果人们可以在道德上尽善、智力上尽美,应该就不需要权威,自由也就得到最充分的实现。下文将试图从另一个角度理解权威,展示被普遍忽略了的权威的规范性,还原其正面和积极的本色。

  

   三、自由=权威的消失?

  

   在历史上将自由与权威对立起来的时刻中,最显着的当属近现代革命。在人类社会改变政治秩序的企图中,只有革命最具有爆发力和冲击性,其矛头明确地指向旧有的秩序及其权威。阿伦特在《论革命》(On Revolution)一书中指出,英文中的“革命”(revolution)一词包含“旋转”(revolve)的意思,本意是指天体的运行,近现代政治语境中的“革命”其实也包含了“回复到原初秩序中”的意思。这看上去似乎和我们印象中的革命含义相反,但其实革命话语中的“原初秩序”往往指向一个高度理想和抽象的对世界应有状态的构想,在近代西方社会以及后来在其他地区,它主要指那个以自然权利或天赋人权为核心的秩序,它被历史上不合法的权威所打断和破坏,所以要回去。同时,和天体运转的规律一样,这种“返回”(restoration)也是不可抗拒的。(11)因此,阿伦特说,革命不是“简单的改变”,它和古代的政体转变(柏拉图)或政体循环(波利比乌斯)等有着本质区别,它指的是一种“根本的改变”。政体转变或循环中有很多改变,但它们都会落到一个确定的轨道之上,但现代革命则要创造从来没有过的、全新的东西(something altogether new)。(12)既然是“全新”的,那么任何已有的权威都理应为其让路。法国大革命可以被看作这种革命思潮的源头,为了展示旧制度被推翻后世界的“新”的一面,革命党人连日历都换了,就好像重新回到时间的源头一样。

由于法国大革命从思想到行动处处昭示着对权威的反叛和对个体自由的强调,(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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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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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 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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